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比重创新高

（二）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论纲 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阐述我所谓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 1.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 我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伦理－政治，亦即伦理－政治问题是从这样一些成员的视角提出的：在面对重要的生活论争（issues），他们想要澄清他们共同的生活形式为何，以及他们基于何种理想来构划他们的共同生活。

因此，需要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特定的帮助和服务，以便使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通过职业促进措施达到使残疾人不依靠别人帮助能独立劳动的目的。

因此其生存和发展状况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该项基金来源于联邦保险费、职业保险费和个人保险费。单纯从摆脱生活困境并保证生存安全的角度出发，残疾人存在获得他人或社会组织帮助的可能性，但从现实性来看，并不是十分乐观。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使得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公民个人的事，完全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生存权是人按其本质在一个社会和国家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也是人权的根本所在。（三）义务主体的特定性。（何清涟：《对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批判性透视》，载《广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具体而言，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政治决断不仅会付出法律工具主义和威权主义、甚或极权主义的代价。就国内向度而言，法律哲学绝不能仅仅建基于自由主义所预设的、事实上仅仅回应城市社会（或陌生人社会）需要或者实质上主要有利于上层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个人，毋宁说也要顾及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所支持的诸社群（communities）的特殊利益需求。而上层成员尽管与底层成员共享着同样的无干涉自由，但却额外地享受着支配（他人）的自由。[36] 经由上述界定，所谓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就使得法律哲学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有了密切的关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同魏教授在批判人本法律观时所表现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那种无现实关照的学术意识形态化倾向，我也不欣赏魏教授对贺卫方所从事的正义工作的不屑——在我看来，贺卫方的工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工作，不应当拿纯粹学术标准来评价（魏教授显然混淆了前述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也未能正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3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页。

那么，怎样认识特定时空之中国亦即当下中国呢？ （一）中国法律哲学之建构的历史性条件：世界结构与社会转型 如同医生需要看到病症才能开出药方一样，理论建构只有建基于对特定时空之时代诊断的深刻和/或独特理解才能回应时代的要求。韦伯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于23年后他在德国一战战败时面对以激进左派为主体的大学生所做的两场更为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第二，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角色，不应当低估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53]这正是自由主义倾向的、倒果为因地尾随西方而力主形式法治、法律自主和消极自由的主流法学所忽视的。

（二）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论纲 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阐述我所谓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 1.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 我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伦理－政治，亦即伦理－政治问题是从这样一些成员的视角提出的：在面对重要的生活论争（issues），他们想要澄清他们共同的生活形式为何，以及他们基于何种理想来构划他们的共同生活。但是，反观以权利本位论式为代表的那种自由主义倾向的主流法学[47]，我们显然无力回应这一要求。他为德国设计的民主体制则是后来倍受诟病的、被哈贝马斯称之为领袖民主的模式。参见John Rowls，A Theory of Justic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 84. [54] J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 Williiam Rehg, Cambrige: Polity Press,1996,p.160. [55] 同前注40。

第四，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也不是片面强调形式正义，而毋宁是要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和适当的抉择。用佩迪特的话说，没有干涉也会出现支配，因为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涉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

[13] [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科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50页。换言之，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不是建基于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而毋宁是在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和适当的抉择。

[36] 转引自[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但是，不曾想编辑同志先斩后奏，已经事先从邓先生那里获得强烈建议我参与讨论的指示，我也只有将其当作邓先生布置的课业来完成。[25]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04页以下。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展开使得自由主义大获全胜，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锻造了一个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时代，其最大的缺陷即是非政治性。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这种法律哲学除了主张采用共时性视角和关系性视角外，还明确主张一种政治性视角，强调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和哲学关怀，力图从当下中国的历史性条件出发，使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一道共同为中国人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服务。

但是，它们也只是一种我们应当批判性袭取的理念，中国法律哲学首先应当追问和反思的是：其一般性的可欲性是否可以代替之于当下中国的可欲性？以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结构为观照，我们必须看到建基于原子化个人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限度，特别是与此相勾连的自由或权利及其实现的复杂性。在他那里，价值中立的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它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是学者以学者身份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时应当遵循的一种自律性原则。

因此，就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人人皆祭司、个个有召唤的清教徒为荣耀上帝而获取财富一样，从事学术事业和政治事业也是一种召唤或志业（calling）。[34]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6页。

换言之，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不是片面强调无干涉的自由，而毋宁是要看到自由及其实现对其它社会基本益品的依赖，看到无干涉与无支配的区别、特别是看到公正的法律系统所实施的无支配的干涉对于实现无支配的自由的重要意义。简单地说，正是由于我力主一种根据中国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我才批判魏教授在以人本法律观为个案讨论学术与政治关系以及用诸如道统、学统、政统等大词一般性地建构其法律哲学立场之时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在内的结构丛所标识的中国这一思想根据的视而不见。

就德国而言，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参见同前注39）由于特权文化结构较为复杂，本文暂不讨论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言，学术与政治、尤其是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与政治关系甚密，就威权体制下的当下中国而言，尤为如此。（一）强世功：施密特式的立法者法理学 以《法律人的城邦》、特别是《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的发表为标志，强世功本人的法律哲学立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开始追求一种他所谓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律人的法理学转向力主一种施密特式决断论倾向的立法者的法理学。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45]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其不同的部分完全处于不同的时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

但与强世功的施密特倾向不同，邓正来并没有为其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实体化为某种理论——他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否定性建构方式，亦即我们不应当如何。[14] 但是，在距离韦伯此次演讲约14年后，希特勒的上台最终使韦伯的这一与1919年魏玛宪法相契合的领袖民主模式倍受诟病。

但这却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不可一般性地否认，消极自由观和法律自主性本身是现代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支撑。

[37]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不是要进一步鼓励学科之间的画地为牢，毋宁是要打破学科界限，将法律问题和法律哲学纳入到整个实践哲学体系之中考量。引发这种斗争的不是法律秩序的伦理中立性，而毋宁是这一事实：每一个法律共同体和每一个实现基本权利的民主过程都渗透着伦理的印记。此时，他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价值或政治立场。

他大谈施密特的决断论和韦伯的责任伦理，认为施密特理论为正在建设宪政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基于政治意志和政治决断的方案。在批判当时德国大学以政治取向决定年轻学者前途时，韦伯义正辞严地说道：若将我们这种情形与意大利、法国、甚至目前俄国的情况相互比较，我不得不认为它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54]因此，如果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或伦理共同体的话，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就关涉到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55]的问题（类似于韦伯那一代德国学者当年提出的什么是德国以及如何做德国人的问题）。换言之，他没有看到：中国宪政建设的趋向正是从全权政治到威权政治再到后威权的民主政治过渡，其重要任务即是否弃1949－1978所形成的反对现代性的现代性（汪晖语），亦即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新传统。

……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境地。他发人深省地告诫道：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